印度煤炭公司拟投资美国高级热能煤

这一原则董必武早在1951年就已经提出来了：各级党委对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应经过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党员来实现。

立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做法，根本不能作为对这一论题的反驳。因此，公开征求意见的性质，实际上只是科学家的一项田野调查工作，恰恰落在支配性知识的阴影之内。

而在另外一些问题，尽管也以技术面目呈现出来，却只是由于民主不足造成的。按照韦伯在《支配社会学》中的定义，典型意义的官僚是由上级任命的。2004年第四次修宪，三个代表、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内容入宪。相对于更大范围内的民意汲取方面，立法知识这种支配性知识的专业化地位，导致立法官僚及其议事规则仍是封闭的。三、立法的内在逻辑 立法机构在组成上的官僚化，与立法内容之间，是相互呼应的两面。

因此，我们不妨说，中国的部门立法，乃至作为改革开放符号的立法，是从海上开始的。然而，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文官系统，不能简单地以重建或恢复这样的视角来观察。[30]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6页。

这些问题提出的背后总是伴随着对法律工具论的隐忧，也常常暗藏着来自对法律家长主义的批判和质疑，过度全面的法律激励甚至会被扣上法律专制主义的帽子。将奖惩一体的法律激励的命题放置于当下法治中国建设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之下进行理解，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法治体系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征。[21]此处及以下加双引号的激励包括了奖励与惩罚两个方面。具体而言，我们常常利用的资源主要来自经济学理论，包括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

例如，我们常常会在中外法律激励思想的对比中，或将法律激励视为现代西方法律理论中的某种未被国人发现的实践经验而在经济分析的实证视界中倡导法律的首要目的是通过提供一种激励机制，诱导当事人事前采取从社会角度看最优的行动。[17]但是，如果要削弱这一法律激励规范，就会使激励对象产生与激励目标相反的心理效果，因此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阿伦森效应，这一法律激励规范的内容必然要得到保留。

[3]相关观点的梳理，参见丰霏、王天玉：《法律制度激励功能的理论解说》，《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1期。[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6]参见倪正茂：《激励法学探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3?16页。第四，从法治中国建设的趋向来看，法治建设不仅关注社会行为的治理，而且注重对社会心理的治理，即从行为治理转向民心治理。

可以说，改革构成了法律激励理论研究的潜在背景和现实舞台，这不仅意味着改革的需求、内容和方向为法律激励规范的发展提供了指南，而且意味着法律激励的内理中饱含改革基因，这使得法律激励绝不是简单的技术操作命题，而更加是一种新的法律治理理念。法律制度中的约束规范不过是其他社会治理系统中激励性规范的代码转译，发挥着行为激励上的保健效果。[8]胡元聪：《我国法律激励的类型化分析》，《法商研究》2013年第4期。（二）法律激励的奖惩一体性 尽管法律激励规范具有转化成法律约束规范的取向，这种取向却不意味着法律激励功能向约束功能发展的趋势。

[18]美国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提出了保健因子，即保持人的积极性、维持行动现状的因素，从而开创了激励因子?保健因子理论，简称双因素理论。[4]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6页。

笔者认为，除了经济学理论的资源可供借鉴之外，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理论也可以作为法律激励研究的重要借鉴资源。人们之所以常持此念，是因为在法律与道德的对比下潜藏着一种将法律与道德相对立的观点。

[13]因此，人们对法律制度的认知总是以法律惩罚和法律约束为起点，惩罚和约束的对象最初也就是那些破坏社会基本秩序和道德底线的行为，而那些涉及鼓励和奖赏的社会规范大多数往往涵括于国家正式法律制度之外的其他多元规则体系中。笔者认为，我们对法律激励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立法技术层面，当下中国社会治理和改革深化的实践为法律激励研究的理念化转向提供了新的现实语境。在笔者看来，自我激励是法律激励的根本动力，并作为法律激励的最终理想，[31]因此，从他治向自治的理念转型也就必然意味着对法律激励的理念认可。其中缘由即在于，对于有些事项而言，法律所提供的激励元素并不如其他规范体系所提供的更多且更有优势，因此只能采取保健策略下的约束规范。法律惩罚性范围的缩小以及强度的弱化暗示着惩治法治观的日渐衰弱。[27]然而，随着部门法学理论的发展，现有的法理学知识体系逐渐丧失了原有的理论指导力。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法律激励规范的变化往往与改革的发展不同步。[35]软法治理即强调在国家强制力不足或缺失的情况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仍然能够发挥良性治理的功能。

此时的年轻人虽然有不悦，但是仍然接受奖励，每天继续前来嬉闹。事实上，只要我们明了改革要于法有据的道理，[10]我们便知道法律的立改废释是法律适应改革的重要表现，因此法律激励文本的失效与修订恰恰体现了改革的需要。

这种影响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古代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另一方面来自传统的社会主义法制思想。【注释】 [1]这一点不仅反映在建立健全守法激励机制的官方提法中，也出现在诸如人民网、《光明日报》等媒体宣传中，还体现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4年度课题指南的法律激励的理论与机制研究的列题中。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拟对中国语境下法律激励理论的转向进行考察，以期揭示出法律激励的深刻内涵，并为深化法律激励的研究提供些许助益。也不能简单地将现行有效与失效或修订之法律文本进行相加来说明法律激励文本随社会发展而增多。由此而论，当我们看到起初的法律激励规范逐渐变成约束规范时，或许可以换个角度将这种约束规范看做激励规范的蜕变进化而非退化。第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发展创新来看，以励治法治观代替惩治法治观的理论尝试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2]胡元聪：《我国法律激励的类型化分析》，《法商研究》2013年第4期。市场秩序本身的逻辑就是一套激励体系，引导生产资源向更多需要的方向流动。

尤其对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实践而言，华人本土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能够在法律激励的研究中发挥更大的理论助力。然而，我们不能就此悲观地认为法律激励问题只能因此就停留在技术研究层面，也还要看到，在当下法治中国建设的语境中，仍然存在一些现实条件为法律激励研究从立法技术向治理理念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和实践支持。

就传统社会主义法制思想的影响而言，我们常常受到传统马克思主义法律本质论观点的影响而裹足不前，阶级斗争的革命式理论的影响一时还难以完全消除，当原本用作批判资产阶级法制虚伪性的统治阶级意志论的革命式理论被简单地改造成某种法制建设理论时，惩罚性的法治观一时却难以彻底转变过来，法律激励自然也就只能被视作法治建设中的某种技术补充。[37]参见强世功：《法治中国的道路选择——从法律帝国到多元主义法治共和国》，《文化纵横》2014年第4期。

这不是说法律激励问题无法用实证研究方法加以分析，而是说过分强调实证研究方法将导致法律激励研究被限制在技术层面，因过多地纠缠于细节而难以升华至理念层面。我们看到，我国的法理学教材一直没有单独阐述法律激励的内容。其二，如果简单地将法律激励文本的增加归因于社会的发展，那么我们将不能合理而准确地解释为什么在法律激励文本增加的同时，会有一部分法律激励文本被修改或废除。正像生物生长过程中的生长素和干细胞一样，适时适量地推进社会改革和法律发展。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结合法律激励的实效特点进行回答。文章原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 进入专题： 法律激励 立法技术 治理理念 惩治法治观 励治法治观 。

人们也习惯性地常常认为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中，道德发挥教化功能，法律负担惩罚功能，道德禁于将然之前，而法律则是禁于已然之后。政治组织创制的各种自律规范。

其一，1979年以来，中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意味着经济改革的热烈程度，因此其所指的来源于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就可以被更为准确地化约为来源于改革的动力。也正是因此，关于法律激励模式的相关研究成果才往往将权利模式与义务模式，[19]赋予权利型与减免义务型、减免责任型[20]等双面形态都归为法律激励的模式类型。